寿凤游击队成立

字体【  编辑日期:2021-07-05 10:37信息来源:凤台县人民政府阅读次数:

一、成立背景

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,执行“王明路线”,规定白区党的“第一等的任务,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”;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可能,要求河南等地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,立即创造出“北方苏维埃区域”,并要求合肥、寿县两个中心县委进一步发展武装,开展游击战争,创建新根据地,援助老根据地。当时,敌人以鄂豫皖根据地周边地区作为集结重兵,准备进攻根据地的基地,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推进,使这种困难变得更加严重。

1931年夏,淮河两岸遭到了特大水灾。7月,凤台小南门水位23.5米,凤台县淹没耕地8成,大水冲倒房屋30余万间,死亡7000余人,财产损失770万元。受灾群众啼饥叫寒。而国民党反动当局置人民灾难于不顾,集中大量的兵力,对鄂豫皖和其他苏区疯狂“围剿”。淮河两岸的人民群众争生存,要革命的热情很高。

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,为了统一游击区的领导,1931年8月,中共中央决定将合肥(皖西)、寿县(皖北)两个中心县委合并为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(又称合肥中心县委)。中心县委改由党中央直接领导,发展指导合肥、寿县、凤台、颍上、阜阳、庐江、舒城等七个县的工作。

二、队伍组成

皖西北中心县委成立后,一手抓武装斗争,一手抓群众运动。当时,驻扎在南京的国民党陆军第四师工兵营第三连,在连长、中共党员杜一民的率领下,于1931年5月15日在雨花台秘密起义,以演习名义,离开南京,渡江西进,渡江到浦口,然后乘火车到蚌埠,再坐船到寿县。途中第三排离队,第一、二排士兵经过几个月的周折,于八月下旬到达寿县石家集,与地下党员石春普接上关系。[1](鄂豫皖根据地历史、中共安徽地方党史、皖西革命史)

寿县县委遵照皖西北中心县委的指示于8月下旬将该部与瓦埠暴动后分散的武装人员合编为寿县游击队,杜一民任队长,中央派来指导工作李英任政治委员,寿县县委书记曹鼎任副大队长。

游击队制订了两次游击计划:第一次游击,由菱角嘴经鲁口、黄家坝到颍上,在沿淮水灾地区进行游击作战;第二次游击,到颍上、阜阳一带去开展武装斗争,认为颍上、阜阳是重灾区,敌人力量薄弱,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。

三、武装斗争

游击队在县委的领导下,转向瓦埠湖以东的李山庙,9月3日迎战当地的团防局,在殷家冲击溃近千人的反动武装的进攻,缴枪20多支,活捉团防局长王辅臣和反动区长卢天民。战后,李英回中央汇报工作,杜一民、曹鼎率领游击队从瓦埠湖东迅速返回湖西地区,在寿西湖菱角嘴一带开展群众工作,宣传红四军主力南下作战的胜利,组织农民协会,吸收游击队员。并于10月3日夜袭地主庄园李家圩子,击毙恶霸地主李惠涛兄弟,缴获长短枪7支,带领500多名群众开仓放粮。贫苦农民子弟纷纷报名参军,批准其中50多人为游击队员。此后,游击队先后在史大郢区、堰口区冲破敌人包围,转到湖东地区。李英返回中央汇报工作后,寿凤游击大队执行第一次计划,向寿西湖中心地区的菱角嘴进发,10月3日攻下菱多嘴豪绅李会陶的土圩子后,由于在进军方向上意见分歧,游击队于10月12日折回解散隐蔽。

10月27日李英从中央回来,在瓦埠区的王竹滩召开寿县、凤台两县县委联席会议,决定在寿县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寿凤游击大队,曹鼎任大队长(杜一民因病疗养),李英任政治委员,唐志远(凤台县委书记)任副队长,计划扩大队伍到三百人。游击队下设3个排6个班。一排长张永,二排长陈某,三排长廖多沂。

同时李英主张,“部队必须在战斗中锻炼和发展,不能怕打仗。中央要求游击队开到鄂豫皖根据地。”决定发动第二次游击,进军路线改由凤台到颍上。一路上,游击队打土豪,分粮食,起枪支,壮大游击队。凤台县委委员程东方也在姚皋店参加了游击队,成为游击队领导之一。

由100多人枪组成的寿凤游击大队于10月27日向凤台进发,10月28日夜间北渡淮河至平圩村,经小新庄、清明孤堆,于十月二十九日到达凤台县白塘庙,发动群众分掉了地主岳子彬家的粮食三万八千多斤。动员了三十八人参加了游击队,游击队由原来的百余人,已扩大到170多人,有长短枪80余支,机枪2挺。此间,凤台县委书记唐志远到黄家坝召开地下党支部会议,讨论如何领导群众度荒,打倒土豪劣绅,建立革命根据地,决定十一月五日在黄家坝举行武装起义。

四、不灭星火

黄家坝暴动后,冲杀出来的指战员后来组成几支小队,分散活动,1932年5月,在红军占领正阳关之际,寿县县委为广泛发动农民斗争,扩大寿州和发动凤台、颍上的游击战争,动摇国民党进攻鄂豫皖根据地,创造这些地方的新的根据地和红军,在石家集以寿凤游击大队幸存人员为基础,组建了寿县游击队,100多人。游击队掩护农民群众,先后打开史大郢、牛家堆房、大西圩子,夺取部分枪支,分粮六七百石。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,征招比较好的贫雇农参加红军,募捐慰劳红军,组织“红军之友”、“欢迎红军委员会”、“红军预备队”等,广泛进行拥护红军工作。为了提高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,县委书记曹广化率队开赴根据地训练。后来由于敌人发动第四次“围剿”,形势逆转,这支游击队全部编入红四方面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