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饥饿斗争

1931年7月，淮水泛滥，大水冲塌了房屋，淹没了良田，大水后，许多农民无家可归，不少农户被迫离乡背井去逃荒。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拯救人民，而且还强近农民缴纳苛捐杂税；土豪劣绅仍旧逼租索债，农民生活盐分困难。县委书记唐志远到后龚家召开了党的会议，讨论了大水后党的工作任务，作出了大力发展党的组织，积极领导农民互助会开展扒粮、借粮、减租、减息斗争的决议。会后，全县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了县委的决议，领导农民协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向土豪劣绅展开了斗争。

一、扒粮斗争

同年7月，吴云到钱庙、刘楼召开党的会议，传达县委反饥饿斗争的指示。会后，顾桥共产党员李洪早带领20多名农民互助会会员到李咀孜向地主李洪有借粮。李洪有不借。李洪早指挥农民互助会会员强行扒李洪有家的粮食2600多斤。不久，他又带领农民互助会会员扒了南陈庄土豪陈怀珠的一船粮食9000余斤，扒掉岳张集岳振九家的粮食7000余斤。扒来的粮食救济了刘楼、钱庙200多户800余人。

同年8月，河口党支部负责人唐伯雅和党员王纯功带领山口村的30多名群众，扒掉了国民党导淮委员会边峡段监工处存放在峡山口代王庙里的“洋面”3000多斤，救济了山口村100多人。

1931年11月1日，白塘庙地区农民互助会会员300余人在寿凤游击队的帮助下，扒了土豪岳子彬、岳子美、刘元修的粮食1万2千多斤，解决了白塘庙、东西余100多户500多人的生活困难问题。

1932年春，国民党二区区公所从凤台县城运回几十船小麦和秫秫，船停在大孙家岗、小孙家岗的淮河边上。他们趁大水后青黄不接、群众急需粮食之机，把粮食高价出售，群众无钱购买。凤台县委于3月的一天晚上召开了县委临时会议，决定带领群众扒粮。同时决定这次扒粮斗争由孙广贤、廖传泽负责，丁文山具体指挥。会后，丁文山等人带领群众100多人涉水上船，扒粮（小麦、秫秫）1万多斤，救济了群众。

1932年4月，国民党政府打着救济灾民的招牌，向二区运去一部分粮食。二区区长丁子尤扣住粮食不发给群众，自己却任意挥霍。中共凤台县委决定组织城区、高皇区、汪庙区群众扒粮。由于孙子让泄密，5月24日，当各区的扒粮人员集合起来时，国民党军队已将二区所在地店集封锁了，扒粮未能成功。

1932年5月，红军到了正阳关，国民党政府人员及地方上的土豪劣绅都逃跑了。打入敌人监工部的共产党员张仲起找到河口党组织负责人唐伯雅，向他汇报了这一情况。党支部得到这个消息后，研究决定去鲁口子粮站扒粮。5月11日晚上，唐伯雅带领党员20多人及张台子、王台子的群众20余人，扛着红缨枪，拿着大刀，到30多里的鲁口子粮站，扒了粮站的洋面4000多斤，救济了张台子、王台子、70余户农民。

二、借粮斗争

1931年8月，县委书记唐志远到白塘地区检查反饥饿斗争的开展情况，指示白塘庙党组织要坚决领导农民互助会开展扒粮斗争，强迫土豪劣绅借粮、借债。白塘庙地区党组织领导白塘庙地区东到三关庙、高家圩，北至板张集、王桃园，酉到刘楼、金沟集，南至窑头陈、岗家庙的广大群众，在3个月的时间内，采取强硬手段向岳子彬、郑天福、李士英、张玉卿等11家土豪借粮500多石，借银元80多块，解决了部分饥民的生活问题。

1932年春，青黄不接，群众生活十分困难。张台子100多户人家就有70多户没有饭吃。群众向本台子土豪唐少甫借粮，唐不但不借，还向欠账户讨老帐。河口党支部决定发动群众逼唐借粮。6月2日夜，党员唐秀山放火烧了唐少甫的马棚。火起后，穷人都不去救火，烧死骡子两头，烧掉房子3间、大车一辆及部分其它家具。唐少甫看群众对他很气愤，只好借给群众20石粮食。

同年春，董岗党支部遵照县委“能买就买，能借就借，不借硬均”的指示，领导董岗群众进行了反饥饿斗争。当时后拐子土豪王新斋屯粮200多石，准备高价出售，牟取暴利。党员王纯功带领贫农王立中、王立本等10多人到王新斋家买粮。王新斋不但不卖，还恶狠狠地说：“我家里没有粮食，你们到外面去买吧！”王纯功和同去的人也气愤地说：“他现在不卖粮食，我们看着他，以后不准他卖！”同时，派王瞎子等8人睡在王新斋的门口，进行软缠。王纯功将买粮情况向党支部书记王绍白作了汇报，党支部决定由王绍白以校长的名誉出面帮助群众向王新斋、王子英等3家土豪借粮，并提出“均富”的口号。在党支部的领导下，后拐子100多户、500多名群众到王新斋等3户土豪家借粮。土豪见人多势众，不得不借出2万多斤粮食，解决了部分群众的生活问题。